《北京人》诞生在1941年的四川江安，全民抗战期间。曹禺先生在谈到为什么要创作这部作品时说，“当时我有一种愿望，人应当像人一样地活着，…… 必须在黑暗中找出一条路子来。” 1941年10月，《北京人》在重庆抗建堂剧场上演。

该剧不追求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，而是以一个典型的没落士大夫家庭——曾家的衰落为矛盾冲突和戏剧背景，折射出中国几代人的命运。随着百年前老北京生活场景展现，没有人物间激烈的冲突，而是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的尖锐冲突，精神上的苦闷和对前途的希望。

“风暴中有静静的草舍，雷电中有安静的美好的心，它似高山岩石，似野天信鸟，它忠诚，却忘记人间如何丑恶。黑店是人间，是人住了一生的地方，平和静穆是一切事物，但事物的内中却疾风暴雨。”这是曹禺先生在《黑店》中的一段说明词，用来诠释《北京人》很贴切。

曾家这个书香门第，“爱”和“遵从人的天性”最为缺失，是不敢望及的奢侈品。曾文清和江泰的无能，是如此的“触目惊心”，他们虽然无用，但文清的淳厚和富于才情，江泰的爽直和富于热情，也是这个文化孕育的。家族把希望寄托在新的一代，而新一代的青少年曾霆，俯首复制着父辈的命运，归宿又能在何处？是什么塑造出卑微的人格？

到剧本发表四十二年后的1982年，曹禺先生首次公开承认：“愫方是《北京人》的主要人物，我是用了全副的力量，也可以说是用我的心灵塑造成的”。

愫方的诗意和魅力在于她的憧憬与出走，来自于对自己生命意义的体认。在各种摧残、挤压中依然最坚定地保持着自己的人格尊严，而憧憬着光明，认清现实为自己而出走。

曾是江安国立剧专学生的方琯德回忆说：“那时候…曹禺也不过30岁，…他感到时代的苦闷，也憧憬着时代的未来，我记得江安的夜晚没有电灯，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，铺满了稿纸，窗外是梧桐秋雨。曹禺以最真挚的心情叙说着剧中愫方的善良，他回忆着充满生命力的古代人类向自然的斗争，对当时的现实斗争充满了希望。”

经历了三年的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后，期待杨潞导演带领西雅图话剧社赋予经典话剧《北京人》新的生命，在都市的明暗悲欢中，由舞台延伸岀时空交错，以东方的色彩和音效演绎新与旧，死亡与新生，人类对未来的追求，对光明的理想与追求。

（谢绝4岁以下婴幼儿。儿童凭票入场。）